[中国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应从杠杆风险控制入手

任何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活动都是一种产业投资,我国尚未妥善解决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任何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活动都是一种产业投资,直到2009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报送国务院的《股权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私募股权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建议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监管

  □黄亚玲

  文华财经(编辑整理
唐琳琳)–据中国证券报1月15日报道,目前,国内私募股权基金(PE)的发展如火如荼。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私募股权基金在国内的发展,一些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比如产业投资基金如何提升绩效、监管主体和对象尚未确定、基金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改变业内操作混乱的局面,也有利于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吴晓灵(专栏)建议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监管

  目前,国内私募股权基金(PE)的发展如火如荼。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私募股权基金在国内的发展,一些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比如产业投资基金如何提升绩效、监管主体和对象尚未确定、基金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改变业内操作混乱的局面,也有利于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记者 叶勇 赵晓琳

  产业投资基金是否应更名为私募股权基金,曾是各界热议的话题。直到2009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报送国务院的《股权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私募股权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场“名号”之争才得以平息。实际上,任何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活动都是一种产业投资,无论是投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因此,区分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无实质性意义。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规划相配套的私募股权基金,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准主权财富基金、特定的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这些基金发挥着引导和扶持功能。与完全市场化的私募股权基金相比,产业投资基金在承担公共职能和投资绩效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政府承担投资风险的模式难以对管理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这类基金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做法,提高市场化程度,取消对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地域和规模的限制,扩大投资范围。具体策略可以是做母基金,只投子基金,不投项目也不参与管理;其次是跟投,选择其他市场化的私募股权基金组织联合投资,分散风险。

    产业投资基金是否应更名为私募股权基金,曾是各界热议的话题。直到2009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报送国务院的《股权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私募股权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这场“名号”之争才得以平息。实际上,任何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活动都是一种产业投资,无论是投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因此,区分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无实质性意义。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规划相配套的私募股权基金,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准主权财富基金、特定的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这些基金发挥着引导和扶持功能。与完全市场化的私募股权基金相比,产业投资基金在承担公共职能和投资绩效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政府承担投资风险的模式难以对管理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这类基金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做法,提高市场化程度,取消对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地域和规模的限制,扩大投资范围。具体策略可以是做母基金,只投子基金,不投项目也不参与管理;其次是跟投,选择其他市场化的私募股权基金组织联合投资,分散风险。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26日在“2011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上,首度就《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的焦点问题亮明观点,并从证券的定义、金融活动的行为准则与监管边界、基金组织形式与投资人利益保护等方面阐述修法理念。

  次贷危机的爆发把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问题再次摆到了世界各国的面前。PE具有信息隐秘不公开、流动性低、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因此政府对PE的监管既不能完全像证券投资基金那样制定复杂的条条框框,又不能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在我国目前PE管理机构、投资人以及市场整体不成熟的状况下,对PE监管的最优模式应该是内部监管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模式。所谓内部监管是指商业化监管,即通过利益诱导来制衡的方式,可以借鉴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方式,引入托管人。外部监管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比如政府监管。政府对PE的监管是一种授权性行为,即对允许PE干什么、禁止PE干什么作出了命令性的规范,商业主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外,政府对PE的监管应该体现在对杠杆风险的控制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各国意识到了对私募基金不能过度放任,比如美国2009年3月26日出台的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加强了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和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

  

  吴晓灵认为,未上市股权也应该纳入“证券”这一概念范畴,基金法应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募和私募应区别监管。

  此外,我国尚未妥善解决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美国1933年《证券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明确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从这些律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立法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看作一种非实体性企业,因此不需要在工商局登记,从而解决了私募股权基金的纳税问题。此外,对于“客户数量为100人以下”或“客户都为合格买家”的私募基金,可以免于向SEC注册并接受监管。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则更倾向于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作为一种实体性企业,需要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缴纳相应税收。因此我国公司制PE至今仍面临着双重纳税的问题。

    次贷危机的爆发把对私募基金的监管问题再次摆到了世界各国的面前。PE具有信息隐秘不公开、流动性低、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因此政府对PE的监管既不能完全像证券投资基金那样制定复杂的条条框框,又不能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在我国目前PE管理机构、投资人以及市场整体不成熟的状况下,对PE监管的最优模式应该是内部监管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模式。所谓内部监管是指商业化监管,即通过利益诱导来制衡的方式,可以借鉴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方式,引入托管人。外部监管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比如政府监管。政府对PE的监管是一种授权性行为,即对允许PE干什么、禁止PE干什么作出了命令性的规范,商业主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外,政府对PE的监管应该体现在对杠杆风险的控制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各国意识到了对私募基金不能过度放任,比如美国2009年3月26日出台的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加强了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和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

  据透露,该法草案已经向地方人大财经委和中央十几个部委征求了意见,修订稿即将提交人大财经委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后就会提交国务院正式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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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灵认为,对于证券的定义,《证券法》明确了“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而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凭证应该包括这里面的“其他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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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国尚未妥善解决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美国1933年《证券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明确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从这些律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立法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看作一种非实体性企业,因此不需要在工商局登记,从而解决了私募股权基金的纳税问题。此外,对于“客户数量为100人以下”或“客户都为合格买家”的私募基金,可以免于向SEC注册并接受监管。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则更倾向于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作为一种实体性企业,需要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缴纳相应税收。因此我国公司制PE至今仍面临着双重纳税的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法是一部法律,它有权力规定它所调整的证券范围。”吴晓灵说,“根据《公司法》第126条规定,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份额化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凭证化的专属名词,是一种标准化的股权凭证,因此,股权凭证包括已上市或未上市的股票。同时,股权凭证也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向其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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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监管,吴晓灵表示,两者都应纳入统一监管,但是应该实行有区别的监管。有些基金只向少数合格投资人募集资金,行为的外部性较小,监管可以少介入,主要靠行业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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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灵特别指出,基金只是“资金的集合,投资的渠道”。无论是公司制的还是合伙制的,他们都没有从事实体活动,只是资金的集合,都不应成为市场纳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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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监管成基金法修订关注焦点

  ⊙记者 叶勇 赵晓琳 ○编辑 衡道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专栏)26日在2011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就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吴晓灵认为,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应纳入“证券”这一概念范畴,基金法应调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募和私募应区别监管,无论是公司制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制基金,都不应成为市场纳税主体。

  未上市股权也算“证券”

  吴晓灵首先对于“证券”的定义进行了阐述。“证券是一种证明的凭证,证明出证人与持有人之间涉及金钱行为的关系。因而,证券有股票、股权凭证、债券、债务凭证等。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说明,以避免过于简单的定义造成实践中的歧义。”